2026-07-15

近年来,业界和观众常提及悬疑剧“过于沉重”,让观众感到难以承受。

这种“沉重”并非指调子低沉,而是指一种模式化的“深刻”:故事背景常设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反复聚焦时代创伤和社会失序;地域设定也趋于刻板,如东北的工业衰败景象或西南的阴郁潮湿;案件往往拖延十余年,以此制造“宿命感”,叙事上也常在不同时间线间跳跃。这种公式化的“深刻”导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。

为摆脱“沉重”的批评,曾经为大银幕犯罪片注入活力的“黑色幽默”元素,成为悬疑剧创作者寻求轻盈化的主要方向。

近期播出的《低智商犯罪》和《迷墙》等悬疑剧,都运用黑色喜剧手法营造荒诞情境。《悬案》虽以纪实风格改编真实案件,但在首个单元《珠宝行抢劫案》中也加入了黑色幽默,带来“苦涩的笑”。

从观众反应来看,黑色幽默确实让悬疑剧摆脱了以往“苦大仇深”的形象,其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对意义的消解,提供了观众所需的“情绪价值”。然而,对黑色幽默悬疑剧的全面肯定尚早,其能否帮助悬疑剧走出同质化困境,仍需审慎观察。

以“笑”解构推理的逻辑

作为网剧类型化发展的重要分支,悬疑剧已成为国产剧的主流商业类型,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。

在此之前,涉案题材国产剧以公安刑侦剧为主,侧重表现警察的办案智慧和意志,通过改编真实案件展现刑侦细节,吸引了众多观众。悬疑剧确立类型地位后,涉案题材得以从罪犯视角展开故事,并演化出本格推理、社会派、家庭、女性悬疑等多种风格。

无论从何种视角切入,也无论属于何种风格,悬疑剧的基本要求是具备一定程度的“可推理性”,即证据、线索与真相之间的因果关系,以及世界观的逻辑自洽,让观众能基于线索推断出凶手和动机。

悬疑剧的风格流派与其可推理性密切相关。逻辑至上、追求解谜乐趣的本格推理,将可推理性推至极致。加入社会层面的不可抗力,使真相难以推导、正义难以抵达的,则成为社会派悬疑。真相的不确定性若源于家庭伦理和性别纠葛,便诞生了家庭、女性悬疑剧。而黑色幽默悬疑剧则倾向于将可推理性降至最低,其喜剧性在于颠覆因果律、消解逻辑,解放观众于意义的重压,常在 线索与真相间填充大量巧合、误会和不可抗力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是黑色幽默运用较为彻底的悬疑剧。

其情节主线围绕一次荒唐的“下派”展开:因一起不存在的警察谋杀案,被视为“边缘人”的张一昂被派往三江口警察局。在办案过程中,运气极差的张一昂突然“开挂”,意外破获了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案件。

从可推理性角度看,《低智商犯罪》几乎是不可推理的,关键情节的因果逻辑建立在极致的偶然性上。

例如,张一昂为自证清白追查外卖员,却意外抓获其通缉犯丈夫;作为关键证物的限量手表被丢弃在货运火车上,却被文物贩子巧合捡到,又被警方发现,成为破案线索;笨贼们虽有精妙的计划,却屡次因阴差阳错而失败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的荒诞感和喜剧性正蕴藏于这种不可推理之中,它讽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,强调了世界的混沌和无意义。当这种讽刺主要指向机关算尽的犯罪嫌疑人时,观众便能轻松一笑。

不彻底的幽默即是彻底的无效

然而,黑色幽默与悬疑剧的结合并非只有轻松一面。

黑色幽默的笑是苦涩的,源于对残酷现实的痛恨与无力感,其中蕴含着难以言说的深沉痛苦。它往往解构约定俗成和高高在上的事物,以达到情绪的释放,其喜剧性与讽刺性并存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中对方庸的塑造极具讽刺性,大胆解构了官员的社会表演。方庸表面清廉,实则贪婪,其过度的“清廉”表演甚至导致妻子离开,却也因此被调往省城闲职养老,急于在离任前大捞一笔。对“表里不一”的方庸进行夸张、极端的塑造,极大地增强了《低智商犯罪》的喜剧性和现实批判性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中的张一昂也并非全然不带讽刺。他曾是刑侦队伍中的“倒霉蛋”,其“吟诗”行为既增加喜感,也展现了人物面对生活障碍的无力感,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应对,这使得张一昂的角色更易引起观众共鸣。

此外,并非所有悬疑故事都适合承载过多的讽刺。悬疑剧的类型契约建立在对公理和秩序的渴望之上,为现实提供道德慰藉:好人有好报,正义战胜邪恶,公权力庇护普通人。这种底层逻辑不容解构,限制了黑色幽默在部分悬疑故事中的发挥。

以《迷墙》为例,该剧讲述中年危机男主角意外获得巨款后经历的人生奇遇。剧中对主角余鸣的塑造显得束手束脚。若遵循“好人有好报”,他应立即报警,故事便会中断;若让他转移赃款,则讽刺有了,但偏离了正义和秩序。最终,剧集采取折中路线:余鸣炫富后引来各方势力围猎,最终以“委屈好人终得好报”的大团圆结局收尾。

余鸣形象的摇摆,反映了悬疑与黑色幽默之间的矛盾。一方面要让主角面对不道德的横财,另一方面又要他在嬉笑怒骂中全身而退。这种叙事上的“贪心”,导致角色沦为被操控的傀儡。

尽管黑色幽默为悬疑剧提供了摆脱意义重压的可能,但并非所有涉案故事都适合解构。

改编自真实大案要案的悬疑剧,可适度点缀黑色幽默,但对公安干警和严肃侦办过程的塑造不宜随意解构。追溯个人与家庭创伤史的悬疑剧,也难以在解构中与现实建立联系。

当下,观众对悬疑剧公式化的“深刻”已感到厌倦,黑色幽默悬疑剧以其玩世不恭的态度提供了情绪出口。

但需警惕的是,黑色幽默和解构本身也可能成为悬疑剧新的同质化陷阱。只解构不建构是危险的。当崇高之物跌落后,若无新的意义填补空白,不安与偏见便会滋生。在悬疑剧及更广泛的涉案题材创作中,回应观众对公理与秩序的渴望,始终是那块不容解构的创作基石。